秦朝东略之策何以势如破竹？“收周余民” 乃是关键

引言

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四海，功至九州……秦朝作为我国最早的大一统王朝，其功绩至今是华夏儿女的骄傲。

(资料图)

推动这一传奇王朝从蛮夷小国走向至伟帝国的重要历史节点，是以秦文公伐戎为起点的“东略之世”。而秦朝东征策略能够取得成效的重要基础，便是“收周余民而有之”的民族治理方针。

《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 “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

收周余民不仅是秦朝东略之世的重要起点，也是我国最早的融合性民族政策。对秦朝国力提升、乃至后续取得统一六国之大成就贡献匪浅的同时，也是今人回望历史的重要资料。

东抵关中，周朝余裔

要想弄清秦朝“收周余民而有之”政策的来龙去脉，就要解决三个关键性问题：

第一个问题，所谓“周余民”，究竟指的是哪些人？

“周余民”一词，顾名思义，便是周朝灭亡后留下的周代后裔。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秦东征策略开始前后的战国末期。

天下多分，历经数年诸侯争霸，割据战争，荆楚地区，北方夷狄乃至齐鲁一带的各诸侯国均已形成了自己特色的政治文化，生活习惯，散失的周朝百姓也逐渐融入其他的文化背景。

就连周王朝原本统治的中原地区都已四分五裂，其居民也顺利融入其他王国的生活形态之中。

因此，并不是所有带有周人血统的人都可以叫做“周余民”：只有那些具有特定社会背景、在固定区域长久居住，且保留了周朝礼乐文化和农耕技术的集落，才能够被称为周余民群聚之处。

根据后人对当时史料的考据，历史上最正统的“周余民”族支应当位于关中一带的岐山以西地区。

这些所谓的“周余民”并不是在周灭亡之后才自发聚集，成为周朝遗裔的，而是在周王朝统治期间就已经由于各种原因脱离了周朝行政控制、散居于作为政治中心的关中地区附近。

这些“周余民”大致由三类人构成：周朝分封时为限制权力而刻意放置在关中，却又不许其接近政治中心的前王室成员及其属地居民；东周时期，周平王向东迁都洛驿时滞留在关中的部分贵族平民；以及为避战乱，迁居到关中并与关中周王朝文化残余相融合的百姓。

其中人数较少的王侯贵族们在周朝权力衰败之后，依然凭借手中的土地财权成为当地的勋贵望族，保存着周代遗留的诗书礼乐，金玉礼器，乃至青铜冶炼技术。

而作为一个重视农耕、以农业生产为核心的王朝，继承周王朝传统的民众们自然也保留了其出色的农业生产技术和耕作手段。这为秦朝收周余民之后，民间农业生产技术的大幅进步打下了重要的铺垫。

切分贵贱，以求国安

第二个问题，秦国“收周余民而有之”，使用了什么样的方略手段？

纵观历史经验，要想维持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稳定，适应时代、符合国情的民族融合策略是必不可少的。

伴随秦国国力增强，秦文公向东进军，原本安居于关中一带的周朝遗民逐渐被秦纳入管辖范围。秦国收容周移民的政策，主要是切分瓦解其原有的宗族，在不改变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实现劳动力的最大化使用。

后来赵高向秦二世谏言的所谓“明主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的管理六国后裔的措施，正是以文公东征时对周余民的处置政策为模板。

秦国的民众收纳政策中蕴含着相当复杂的思考。这些思考与设计也是秦国后来能够一统四海的重要推手：几乎所有被秦国所征服的国家，上至王公贵族，下到黎民百姓，都会很快进入到秦文化的统治范畴里，并且迅速稳定其生态。

对于普通的农民、工匠等，秦国采取的政策是保留其原本的土地财产，甚至给予一定的恩惠便利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为民众提供稳定居住环境从事农耕的同时，还鼓励工匠提供技术，进入宫廷或是为官府服务。

与周朝收纳商周遗民的措施不同，秦国虽然没有发行禁令，但也不鼓励遗民大规模的祭祀宗族，进行地方性的鬼神迷信活动。

秦国一方面从这些周朝后人当中提取出周朝的礼乐文化，诗词歌赋以及生产技术，另一方面又通过迁徙、赋官、降级等方式打乱原有的上下秩序，使得原本的政治权能与上下等级不复存在，让这些周朝后人均匀地分布并融入进秦社会中，形成可用人口的同时又避免了复辟之灾。

以这样的方式，秦国既获得了周朝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又收获平民百姓的民心，并且消除了周朝贵族政治留下的统治传统，代之以尊奉秦王室的政治教化，在“收”的收容基础上进一步吸纳，形成了“有之”的利好局面。

增户益农，占有四海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则是，“收周余民而有之”的政策究竟为秦国发展为秦王朝的进步道路带来了什么？

“收周余民而有之”的东征国策极大地提升了秦国国力，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人口增益。

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壮年男性劳动力不仅是农耕生产的重要保证，还是军队的人口储备及社会家庭单位安定的根本，可以说，国内可用的劳动力人口越多，就意味着人民口粮和军粮越稳定、兴起战争时国内可用的士兵越多，以及国家发展的前景越好。

当时的秦国，又正处在对外征伐扩张的关键时期，对于人口增长自然更加重视，文公时期男子二十不娶妻，女子十七不出嫁，其父母便要面临惩罚。

人口增益自然也带来了国土的稳固。“周余民”归于秦之后，其所属的土地也就归秦所有。文公时期，秦国还是一个长期游弋在中原之外的小国，其活动空间徘徊于长江流域的西汉水上游及黄河流域渭水上游。

在收纳周余民们之后，秦地西至今天水地区，中跨宝鸡，东至岐山，初现规模。明代学者张

自烈《明文学梅伯献传》更是有“秦以收周余民而大晋”的评说，认为当时天下除了西北少数民族，还有齐、晋、楚等大国，而秦朝胜过其他国家的战略关键，就是进军关中，收容周朝人口余产。

此外，秦国原本并非正统中原王朝，而是兴起于西部地区的游牧王国。春秋战国史料中，多有关于秦人彪悍蛮勇，擅于征伐，精通骑射的记载，这是由于秦人原本依靠行猎放牧、乃至袭掠其他部落以获取生活资料的生存方式。

并入“周余民”的举措，使得秦朝的游牧文化彻底进入更先进也更顺和时代发展的农耕文明阶段。秦人拥有了关中地区广阔而稳定的国土，而这片土地又碰巧土壤肥沃，水草丰美，且有大量安定与此的稳定劳动力，秦王朝成为中土霸主的天时地利，在此完备。

除此之外，周王朝的礼乐文化带来了秦朝建立王朝政治，走向文化之风的“人和”。宋人李樗《毛诗集解》中便曾经提到，与以兴兵征伐为起源的秦王朝不同，周朝乃是师承后稷，崇拜土地神文化的农兴之邦。

其民众天生具有孝悌谨信，忠厚得体的品质，周朝《国风》等诗也多歌颂农桑，其传入秦国，十分利于教化百姓，也使得秦朝民风日渐“归于忠厚”，向稳固的中原文化方向靠拢。

也正是因为此时的改变，才有了后来秦始皇重视政治书历，多次变法，文武并重的统治尝试。

集权施政，固本八方

东周王朝灭亡的祸根之一便是各诸侯国内部自成邦国体系。诸侯王权力膨胀，其民心不归于周而归其地方王室，最终中央权力衰微，烽烟四起。周王朝的各分封国，有不少就是少数民族的余裔乃至商朝后裔。

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还有很多，同样是吸纳余民以达成统治，为何秦朝成功完成了转变，而周等其他的王朝没有呢？

其根本原因在于，对于流亡的商朝后代与少数民族族裔，倡导礼治的周王朝对殷商各部所采取的政策偏向于厚待，武王伐商之后，分封商朝后裔，给他们土地和独立居所，并且允许他们保留文化和政治体制，祭祀先人。

原本的殷商贵族在自己的封地依然是贵族，且作为宗族领袖和王权拥有者，得到殷余民的爱戴。也就是说，殷商余民之心不归中央而归地方，这也就为割据埋下了一定的隐患。

当然，这样的政策在周朝立国初期，商人抵抗激烈且尚且具有相当的反抗力量的情况下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但随着各诸侯国内部的发展及周王室衰微，中央没能采取更为有效的统辖手段以视线中央集权，地方力量膨胀，自然便导致最终群雄并起的统治困局。

而秦“收周余民”的举措一开始就是为了征服天下，统一六国，在目的和手段上都带有强中央集权色彩。保留文化而不保留政治传统，保持风俗而不保持阶级，取消礼仪祭祀制度，控制迷信，使民众均匀地分散进秦治下的各个地区……

种种举措，正是秦王朝后来所实行的成功的民族融合政策的基础，也为后世君主的民族兼并措施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借鉴。

结语

秦“收周余民而有之”的政策是“东略之世”在“民人”方面行积极扩张的重要产物。

秦史进程中，“收周余民”对于全面地学习周人农耕生产经验以及选择性继承周人礼乐文明传统，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秦“收周余民有之”，是向东方进取的历程中的关键性步骤，既是明智的历史表现，也显现了秦文化的开放胸怀、实用原则与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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